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1月14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四集《科技赋能反腐》，央视新闻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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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方式越来越科学，反腐败战果不断扩大，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全会作出了“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的工作部署，着力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息中心副主任 冯效勇：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聚焦全要素覆盖、全流程贯通、全领域标准、全系统共享目标要求，全面推进纪检监察大数据资源中心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大数据办案中心建设、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和科技装备建设这五大建设，更好助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纪检监察机关加快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赋能应用，为反腐败安上科技“透视镜”，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腐败分子自认为跨境腐败发现难、查处难、追赃难、定罪难，将目光转向境外，千方百计逃避组织调查。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深挖细查，查处一大批跨境腐败案件，让腐败行为在境外也盖不住、藏不了，赃款赃物在境外也找得到、追得回。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案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 李勇：不应该去收人家的钱，你做了肯定就留有痕迹。想过这事，就像石油的管线里边，这个油流过去，它总会在管壁上留一些油一样的。
李勇，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2024年3月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李勇长期分管中海油在境外的大量项目，其跨境腐败问题极其突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欧阳柏青：李勇案是国有企业跨境腐败的典型案件，这起案件涉外的因素非常突出，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商人老板在境外代为收受、流转和存放赃款。我们的境外调查取证工作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
李勇在石油系统工作近40年，他利用自己对国际海洋石油领域商业模式的深度了解，将权钱交易包裹在看似正常的项目合作之中，大量受贿钱款也藏在海外，自认为就算有人怀疑也难以找到证据。
李勇：我就觉得在海外就没有调查权，鞭长莫及。有些项目完全闻你都能闻出那个味儿来，就是这个不正常，但是你没法查。
真的没法查吗？当然不是。纪检监察机关接到关于李勇的问题线索后，结合种种迹象判断，高度怀疑他涉嫌严重腐败问题。结合他的任职经历，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决定以数据信息为突破口。一方面，查阅大量外文资料，引入专业部门和有关专家参与，全面了解海洋石油商业模式与国际惯例；另一方面，调取李勇数十年经手的大量业务资料，充分运用数据信息技术进行立体分析，在多种信息碰撞中查找问题线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欧阳柏青：科技手段赋能大大增加了我们查办案件的穿透力，也为审查调查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快速锁定主要行贿对象。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李勇的分管业务关系、相关项目资料、人物关系，进行数据的碰撞比对之后，一些长期在李勇分管范围内做生意，并与他交往密切的商人老板，包括一些下属，就进入了我们的调查视野。
围绕李勇在中海油审批的采购项目，经过信息碰撞，发现一个名叫任峰德的商人控制的公司多次获得单一来源采购和独家议标项目，存在较多疑点。专案组顺藤摸瓜，发现任峰德与李勇果然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
涉案商人 任峰德：因为这一块很私密，他觉得我还是比较值得他信任吧。
任峰德和李勇既是老乡，又在中海油同事多年，两人私交不错。上世纪90年代任峰德下海经商后，就开始依赖李勇在中海油揽生意，也给李勇送上高额回报，两人之间结成了利益捆绑关系。
李勇：就是因为任峰德跟我有经济关系，我就给下边的这些人说，我说给他帮帮忙，让他把业绩做起来。
2012年，中海油旗下某海外项目要租用一艘半潜式钻井平台，外籍代理商邬某为了拿到这一项目，提出事成之后会给李勇“感谢费”。李勇既想要“感谢费”，又想把自己剥离出来，于是想到让自己信任的任峰德来充当“白手套”。李勇专门和邬某商定，在这一项目中虚增交易环节，让任峰德实际控制的公司参与进来，凭空获得一笔中介佣金，实质是以此为幌子掩盖对李勇的利益输送。
任峰德：天上砸馅饼的时候，通过我的能力他们会认我吗？不可能，还是因为李勇他的影响力，外籍公司想给好处费，然后就让我去做代理，收这个代理费。
李勇：是我叫任峰德去参与这个事的，自己想把自己给隔离出来，心里面或者脑子里面有这么一种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像什么，叫作掩耳盗铃那种劲儿，不想承认这个事情。
李勇利用职权帮助邬某中标后，邬某送上“感谢费”数百万美元，李勇和任峰德商议之后，决定将这笔钱存在境外。
任峰德：当时是李勇的建议，他建议开一个账户在国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李勇安排任峰德开设离岸公司、离岸账户，将赃款流经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账户后再存入某境外银行，流转路径极其复杂。专案组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得到了相关国家和地区支持，从境外获取相关数据信息；一方面加强境外开源信息搜集，综合多方数据进行穿透分析，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让涉案人员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冉刚：这个案子的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涉外取证非常成功。我们充分发挥反腐败国际合作渠道和资源，派工作组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执法合作，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外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在外方大力协助下，我们成功获取了多名涉案人境外关键证据，实现了境内外证据的全链条闭合。
任峰德：现在信息化程度很高，你的任何行动都是可以查到的。还是得要积极地配合组织去调查，端正态度，这样才有出路。
李勇中饱私囊的一大手法，是在境外项目中介佣金上耍花招，和一些不法代理商内外勾结，纵容默许不合理的超高佣金存在，以便能够从中分一杯羹。他自认为十分隐蔽，然而在大量数据中抓取反常信号，恰恰是大数据的强项。
循着蛛丝马迹抽丝剥茧，李勇在另一个海外项目中大额受贿问题也浮出水面。在一个海外技术服务项目中，中海油一下属公司长期支付给外国代理商孙某不合理的超高佣金。李勇任职该公司总裁之初，想让孙某降低佣金数额，但收了孙某的钱后，这事就不了了之。
李勇：老孙给钱就是很简单，他开车来，反正就给你拿个箱子，给你钱，就完了。实际上他找我就是一件事，让我“高抬贵手”。
由于该项目佣金明显过高，太过扎眼，李勇希望孙某也能适当让步，压降部分佣金。然而由于他已经收了钱财，孙某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李勇：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边，我们俩大吵起来了。那时候实际上我没有想把他彻底赶出去，我就让他把那个份额降下来。他说退钱，想都别想，他说到中纪委去告我，去完了咱俩都了了。我也知道切不了，反正就这样的。
直到李勇从该公司离任之后，孙某明显不合理的代理合同才被终止。李勇的私心私利，本质上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023年10月，李勇退休，本计划退休后享受这些贪腐带来的不义之财。然而不久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接到线索对他展开了调查。当李勇得知任峰德被留置的消息后，感到极度恐慌，在情绪崩溃之下，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想要在阁楼里烧掉收受的部分现金。
但他很快意识到，即便销毁了这些现金，也无法销毁违纪违法事实、无法消除权钱交易的罪证，便停止了这一疯狂举动。因私害公，最终必然付出代价。
很快，李勇就被留置。经查，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2025年8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勇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李勇：我现在全部都没了，真正是身败名裂，给自己这一辈子什么也没留下来，我觉得挺悲哀的。
在审查调查之初，专案组就着手开展境外追赃工作，精准制定策略，统筹协调推进。李勇存在境外的赃款全部追缴到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欧阳柏青：通过有效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家执法合作和开源信息等渠道，全部获取境外证据，全额追缴境外赃款，做到了颗粒归仓。
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境内腐败和境外腐败交织的阶段性特征，充分总结新时代跨境腐败治理和追逃追赃经验做法，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积极运用科技手段，不断织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让腐败分子无法藏身、腐败所得无处藏匿，让境外不再是“避罪天堂”。
欧阳柏青：这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反腐败的成功实践，也是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它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境外没有例外，境外也不是法外。我们将持续加大打击跨境腐败工作力度，特别是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严惩跨境腐败的高压态势，保持震慑的力度。
除了境内和境外的空间隔离，线上和线下的物理隔离，也成为当前腐败分子企图掩盖贪腐行为的一种手段。黄金、现金、贵重物品，这些都是传统腐败案件中常见的权钱交易载体，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不断发展，腐败又出现了必须警惕的新形式。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案
这些是一起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查获的关键证物，看上去有的像手机，有的像U盘，有的像遥控器。其实，它们都是不同款式的硬件钱包，用于储存和管理虚拟货币。
这三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钱包”，里面存储的虚拟货币，评估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通过这种方式收受贿赂的人，也曾经心怀侥幸，自以为足够隐蔽。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 姚前：说老实话，自己知道这是个偷摸行为，你怎么能去做呢？只不过你之前觉得好像很难有证据。
姚前，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2024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广东省汕尾市监察委员会组成专案组，办理这一案件。从一开始，专案组就结合姚前自身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邹荣：对这个人的监督，你是要画像的。他具有比较长时间的数字货币的工作经历，这背后是不是也存在这种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因为在资本市场的反腐败实践中来看，新型腐败、隐性腐败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随着审查调查的深入，专案组最初的预判得到了印证，姚前的几笔大额权钱交易，都采用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手段，其中就包括收受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在网络中只是一串数字，不仅和持有人身份分离，并且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也完全隔离，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不受地域限制地跨境流转，隐蔽性极强，监管难度极大。不过，专案组从一开始做足了准备，通过学习大量专业知识，深入了解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找准了审查调查的关键点。
邹荣：持有人主要是靠私钥来控制区块链地址上的虚拟货币。这个私钥，它是由一串长达几十位的字符组成的，也不便于记忆，一般情况都会用一个硬件钱包来进行保管。
广东省汕尾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蔡昆廷：搜查就要掌握两个物品，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硬件钱包；第二个，有没有一些写有毫无规律的助记词的纸条，这是搜查中至关重要的。
果然，专案组就在姚前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查获了硬件钱包。同时，专案组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对姚前的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也发现了相关痕迹。从依法查询账户信息的情况看，姚前本人账户虽然并无明显异常，但大数据交叉排查发现，有几个用他人身份开设的银行账户，其实都是姚前的“马甲账户”，由他实际控制。通过对这些“马甲账户”进出大额资金的溯源，其中有一笔1000万元资金，追溯到源头后有了重大发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邹荣：我们在初核过程中发现姚前有一笔1000万的异常资金的转入，后来我们经过大概有四层的穿透，最终确认了它应该是来自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商的资金账户。
调查发现，这1000万元资金到了姚前的“马甲账户”后不久，就用于支付了北京一套别墅的部分房款。这套总价2000多万元的别墅登记在姚前的一个亲戚名下，实际是姚前所有，全部购房资金都来自姚前的“马甲账户”。
除了这1000万元，还有另外两笔大额入账，总额共计1200万元，也用来支付了房款。对这1200万元资金溯源，发现其来路也同样异常复杂。
广东省汕尾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施长平：他自认为我层层设置之后，可能对我更为隔离。但反过来说，到时候来证明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存在的人、证据也更多、更充分。
专案组穿透层层“障眼法”，深入调查取证，锁定了这1200万元的源头。这些钱都来自商人汪某控制的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进而发现姚前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证券期货行业从事科技服务提供了帮助，形成了这1200万元利益输送的完整证据链条。
汪某又交代出了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有一个关键的中间人名叫蒋国庆，是姚前的下属，和姚前关系非常密切。专案组随即对蒋国庆采取了留置措施，经调查发现，他几乎参与了姚前的每一桩大额权钱交易，特别是姚前收受虚拟货币贿赂时，蒋国庆都参与其中。
涉案人员 蒋国庆：原来是想通过我来转交的，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还是怕惹事，所以我就设了一个中转地址，然后人家把币打到中转地址，然后通过中转地址转到姚前的个人钱包里面去。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是一个利益输送，我是怕的，我也知道这个事是错的。
蒋国庆跟随姚前先后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证监会科技司，既是姚前十分信任的身边人，也是姚前腐败路上的马前卒。和姚前进行权钱交易的不少老板，都是经蒋国庆引荐或转达诉求，而蒋国庆也居中分一杯羹。
2018年，一名币圈老板张某，通过蒋国庆请托姚前为自己公司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提供帮助。姚前接受请托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帮助其公司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随后，张某就向姚前送上2000枚以太币答谢，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姚前打招呼之所以起作用，自然和他的职务影响力脱不开关系。
蒋国庆：姚前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
为了进一步夯实证据链，专案组基于虚拟货币特性，在区块链上尝试还原姚前收受的虚拟货币流转过程的整个链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邹荣：虚拟货币具有隐蔽性，同时它是个双刃剑，它有两面性，因为它也有全网公开可查的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以查阅到任何区块链地址的虚拟货币的转入和转出的记录，这个也是由这个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它也有公开性。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既查询到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以太币钱包地址最终到姚前以太币钱包地址的流转链条，也查询到了2021年姚前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1000万元资金的完整记录。专案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电子取证，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环。面对如此扎实的证据链，姚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
2024年11月，姚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这一案件的成功查办，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虚拟货币看似无形无影，但一旦想在现实世界里使用，就无法再保持虚拟状态，必定会在某个地方“显影”。姚前购买的这套别墅，就是使他暴露的“显影剂”，煞费苦心布下的层层迷阵，最终还是难逃被穿透的结局。当姚前被留置时，别墅的装修还没有完成，但他已经无缘入住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 邹荣：虚拟货币，不兑现也没什么用，它就是一串数字。你这个虚拟资产，最后变成真实的资产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暴露了。
利用虚拟货币隐匿贪腐所得，只是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一种方式。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方式如何隐形变异，但只要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腐败的本质特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加大甄别和查处力度，不断丰富防治有效办法，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无处遁形。
当前，信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更新。在这时代的浪潮中，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科技含量也必然随之升级。要在这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顺应时势、拥抱浪潮，更要乘势而上、勇立潮头。
公权力监督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带来的监督数字化，成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方法手段。它将不敢腐的震慑效应、不能腐的刚性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有效贯通、融于一体，进一步释放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浙江省纪委监委深化理念创新、工作创新、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提质增效。
浙江省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在招投标领域的创新实践。浙江省纪委监委和省发改委牵头建设这一系统，并专门成立了实验室，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在系统中的应用。这一系统目前不论是阶段性成效，还是未来的应用前景，都让纪检监察干部感到振奋。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人工智能、数字化监督的技术，大大提升了工作的质效。我要是一个办案人员的话，我首先会跟这个系统“交朋友”，它相当于是一个我的“智多星”，是一个有力的助手。
招投标领域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极易滋生腐败，如何监督治理是公认的难题。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究竟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将带来哪些改变？透过它帮助发现和查处的具体案例，让人更能直观地理解。
浙江省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融资建设科原负责人冯疆案
浙江省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融资建设科原负责人 冯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两个人做的，觉得很隐秘，别人不会发现。
冯疆，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融资建设科原负责人，曾多年在江山城投公司项目前期部任职，参与多个工程招投标工作。他没有想到，自认为隐蔽的权钱交易勾当，在智慧监管监督系统的“透视”下显露出来。发现问题的由来，是系统在对江山市城区亮化一期工程项目进行数据碰撞分析之后，AI分析报告中生成了两条风险预警，提示该项目中可能存在专家不公、围标串标的嫌疑。
浙江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胡默凯：专家不公，我们点击进去还可以看到它具体的情况，而且他这个分打的差值偏离度有点大。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打“天地分”它能够过得了，那就说明当时业主单位和监管部门肯定是有个人履职不对的，后面肯定是有干部因素在起作用。
根据系统分析，该亮化工程中的须江阁标段共26家公司参与投标，中标公司在资信技术上并无明显优势，但其资信技术得分却远高于平均分，疑似存在明招暗定的问题。风险预警被推送给项目属地监督部门，江山市纪委监委随即展开核查，预警指出的问题很快得到了验证。该项目中标公司的老板王某，通过冯疆牵线与内部人员勾结的问题随即浮出水面。
冯疆：王某知道我跟当时负责亮化的关系比较好，让我去打招呼，看一下能不能，也想做其中一个标段，当时是说给我们50万元。
该项目招标负责人接到冯疆请托后，向评委透露了明显的倾向性信号，事成之后，二人平分了这50万元好处费。
冯疆：项目中标，就是招标负责人跟评委打了招呼之后，意思这家公司的方案做得不错的，评委其实也都是脑子比较灵活的人，一听就懂了。
纪检监察机关过去要关注到某个项目或某个人，往往要基于接到的具体问题线索。如今，智慧监管监督系统提供了全新的问题线索来源，而且准确性相当高，这对于查处腐败问题无疑是巨大的助力。
浙江省江山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王荣飞：招投标量太大了，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项目地去找，大数据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线头，那我们有了这个线头之后，我们一步一步地抽丝剥茧。
只要有了线头，常常就能牵出来一张网，在冯疆案中也是如此。从亮化项目突破之后，专案组再利用系统对冯疆和其他涉案人员参与过的工程开展二次核查，发现了更多问题。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它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多米诺骨牌这样的效应就会出来。
2020年招投标的江山市中心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及附属配套智能交通采购项目，就是又一个案例。冯疆在这一项目中具体负责编制招标文件，他利用这一职务便利，将招标文件中核心设备的参数设定为一名老板所提供的设备参数，帮助其公司顺利中标，事后收受该老板20余万元。当时，他也自认为这种方法旁人无法发现。
冯疆：很多条件设的，外行的人其实是看不懂，外行的人其实不知道，你这个条件设起来能排除一批人，你只要把产品的参数设定好了，相当于产品定掉了，谁中标就比较容易了。
招投标项目涉及各个领域，各具专业性，要发现问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这是以往办案中的一大难点。而现在，智慧监管监督系统相当于一个通晓专业知识和制度规范的内行，冯疆在参数设定里夹带的私货，瞒得了外行，却瞒不了内行。
浙江省江山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 徐惠波：办案人员受制于办案经验、知识结构，但是有这个系统，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人的智慧了，而是可能成百上千个大脑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浙江省江山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王荣飞：大数据分析之后，那我们相当于精准式地、狙击式地，它指出来问题所在的话，往往就是他们内部最关键的一个利益输送点。
冯疆插手的招投标项目发生在几年前，当时监管监督系统还没有面世。而随着当年的资料被录入系统，问题很快就被识别出来了。原先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手段，在技术扫描之下实则漏洞百出。
冯疆：我这种错误大家不要犯了，原先做的事情，今年没事明年没事，那也确保不了以后。
在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助力下，江山市监委很快查清了冯疆严重违法问题，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2025年11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冯疆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冯疆：我这么一个不好的例子，其实也是想展现给他们，不管是同行还是不是同行，不要犯这种错误，钱要通过自己赚来的，才花得安心。
冯疆案并非个例，通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不仅发现问题的数量大幅增加，发现问题的准确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共资源交易指导处副处长 郭俊萍：让数据发生碰撞、发生关系、发生关联，让数据汇集到一起之后，你能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监管部门更好地开展监管活动。
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在搭建中坚持以案建模理念，通过分析过往1000多个典型案件，从中梳理出九种行业乱象、七类腐败问题，将其具体表现形式和作案手段与数据进行关联，明确比对分析步骤，最后，由技术部门“翻译”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模型语言，实现通过数据模型挖出更多同类腐败问题的目的。目前，已建成一系列监管模型和监督模型，当某个招投标项目资料进入系统，就会经历这些模型的全面筛查。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一个模型它相当于一层滤纸。相当于这个水要流下来，要通过一层层滤纸滤下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数据就是像过筛子一样让它过一下，如果触碰了，它就会产生这样的预警成果。
有了数据和模型，系统再引入人工智能，向智慧化方向探索，训练AI自动关联检索、深度“思考”分析，带来监督质效的进一步提升。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以前是一个大海捞针的概念。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捞还得捞，但是不是我自己捞了，机器帮我捞，但是机器捞的速度比我快，一下子它就给我捞出来了。
同时，每一起案件的查办，也反过来帮助系统不断完善。办案人员如果感到缺失哪方面数据，或者发现了新作案方式、新查案思路，都可以随时反馈，和系统的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浙江省江山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 徐惠波：大数据专班会跟我们交流沟通，比如说这个数据库可能还有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或者说数据碰撞上还可以建立数据模型的。就跟解题一样，可能我原先的解题思路只有这两种，我们又总结出来，其实还有第三道解法，那第三道解法我们也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去，那实际上对我们的系统就是一个完善。
“大数据+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助力查办案件，也显现出了赋能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强大综合效能。
从不敢腐层面来说，有了这双“眼睛”加入监管监督，极大提升了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精准度和穿透力，大幅压缩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生存空间，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冯疆：原先做的事情到以后会生成数据，有风险点，或者说要把矛盾体现出来，那其实心里还是会很担心的。
在不能腐层面，这一系统为扎紧制度的笼子提供了一个有力抓手，实现了风险预警的闭环管理。相关地区和部门接到系统推送的风险预警后，必须进行处置，并将结果反馈回系统，有效推动责任压紧压实，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
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林金腾：我们把这个制度融入到系统，系统又在固化这个制度，又强化制度执行，同时还推动制度的完善、重组。系统发现的、分析出来的漏洞，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推动一个部门去打这个补丁、补这个短板，就是把它的制度不断完善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叫，推动织紧织密制度的笼子。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共资源交易指导处副处长 郭俊萍：制度+技术=治理，1+1>2的效果，是我的制度融入到技术中，技术又反哺了我的制度。
在不想腐层面，目前该系统也在抓早抓小、教育引导方面进行探索。已经投入使用的智能提醒功能，会在招投标的每个重要节点，自动向相关公职人员发送廉洁提醒信息，并根据其岗位职能自动适配相应的信息内容，让廉洁教育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
浙江省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韩凌云：我收到过的。招标单位主要负责人都有分类型发送，就是定制化发送，更好地让我们把底线跟红线掌握住。
浙江省杭州滨江城建发展有限公司招投标工作人员 来泽华：我作为国有企业的招投标工作人员，它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要确保所有条件和门槛的设置都必须合理和公正，避免任何可能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的行为，针对性感觉会更强一些。
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最终目的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促进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以大数据赋能公权力监督，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起来，让监督更好融入治理，在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在监督中提升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体现了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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